對於胡適所寫的《我的兒子》這首詩，汪長祿有不能同意之處，因此寫了一封信《致胡適的信》給胡適。胡適看了那封信之後，認為汪長祿誤解了自己的看法，所以胡適也回了一封《我答汪先生的信》給汪長祿。

　　那麼，汪長祿看了胡適的回信之後，可以了解胡適的見解嗎？汪長祿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了嗎？我以為並非如此。因為這兩位民國初期的知識分子之間的思考，彷彿在根本上有其不同之處，雙方在表面的溝通方面，好像橫亙著一種決定性的隔閡。我在這篇小論文中會針對這點加以分析，同時也想進一步綜論一下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的情況。

　　在胡適與汪長祿這兩位知識分子心目中所描繪的理想中的年輕人，在態度和形象方面其實是一樣的，都對自己的父母有溫和的態度，同時對社會也富有責任感。而兩者的差異在於其思考的方向。汪長祿的邏輯似乎是依著中國傳統的思想開展的，也就是以家族裡的「孝」為基本的德目，然後把這個自己人格的作用往外延伸出去；因此對他來說，否定「孝」的概念當然是無法忍受的事，要是沒有了「孝」，人不可能達到關心社會的境地。胡適卻以對社會的責任感為理想年輕人的基礎，他也說，這樣的人對自己的父母一定也有很好的態度。由此可見，兩位知識分子的思考，於其方向或出發點，是恰恰相反的。這即是雙方互不了解的原因之一。

　　除了兩位知識分子思考方向的差異之外，我認為有沒有「社會（society）」的概念本身，才是雙方互不了解的問題核心。「社會」這個詞彙，是東亞近代化的過程中從英文"society"翻譯過來的；所謂的「社會」，指的就是西方的近代社會，不是非近代的像是封建制度的共同體之類。其實，這近代的「社會（society）」，是一種極其絕妙的系統：對「社會（society）」而言，「獨立的個人」與「全體的社會」兩者似乎是對立的元素，實際上是同時存在著的。這個新的「社會」需要新的人類，也就是需要勇於從自我、家庭、家族、社區或舊世界那狹窄道德價值觀的範疇往這新的「社會」投入的人，向這新的「社會」的方向勇敢地開放自我的人；換句話說，這個新的「社會」需要這種有勇氣的人，也就是胡適所謂的「堂堂（正正）的人」！

　　一個人得透過跟社會其他人的互動，才得以實現自己的志向，亦即才得以自我實現；同時，也只有在社會上獨立且自由的人，才能完全負起自我的責任。胡適認為，從中國傳統的家族概念向前跨一大步的人，在他讓自己成為一個社會上堂堂正正的人的同時，也一定能負起他對家庭的責任。要是汪長祿原本就沒有這種新社會的觀念的話，他終究不能了解胡適觀點的核心。話說回來，人在對話時，雖然意見是相反的，但仍然需要立基於共同的前提條件或者是邏輯思維的方式；要不然，在開始議論之前，也得先篩選過議論的場合。胡適最善感的青年時期的七年都在美國留學，吸收了美國新社會的精神之後歸國；因此，他與那時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在思考方法、邏輯結構甚至於知識的內容方面，應該存在著填補不了的鴻溝。胡適與汪長祿之間的通信，就顯示了這種隔閡的困境。

　　總之，凡是在時代改變之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一定經驗了很多痛苦。儘管如此，有些有志向堅定且勇敢的人，總是站在最前線，成為開闢新時代的先鋒；他們忍受孤獨和誤解，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格，是對社會負責的人。這就是胡適所說的「堂堂（正正）的人」。胡適或許早就知道他自己與自己的國家前途所面臨的苦難，所以提出「堂堂（正正）的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