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您來到ICLP的時候，台灣與ICLP的情況如何？
莫倫教授： 我是1979年來的。雖然當時台灣尚未解嚴，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社會還是比較開放及自由的。對我們學生來說，在所謂的史丹福中心學習中文生活比較封閉，如果想跟家人聯絡需要去郵局寄信，從台灣寄到美國最短的時間要八天；我偶爾試著打電話，但是從來沒有打通過；爺爺去世三天之後，我才收到他們的電報；我用短波收音機聽羅納德．里根總統就職演說；那時候的《英文中國郵報》只有8頁。跟目前比起來，那個時候的環境比較單純，更適合學習中文，不像現在是一個資訊過渡發達的社會。
當年的ICLP是在位於日治時期用竹竿做成，搖搖欲墜的小陋屋中。雖然語言實驗室只有磁帶，光盤尚未發明，也沒有人知道MP3是什麼東西，但是所有的磁帶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工作人員非常親切負責，硬體設備還算齊全。這個條件很重要，因為我帶了一些Grateful Dead磁帶，我的精神需要有所寄託時，就隨時到語言室聽這些磁帶。由於我是一個Grateful Dead的歌迷，因此十分容易分辨出語言教室提供的設備是否是一流的。擁有一流的語言教室的另外一個好處是，我們每天至少花五個小時聽課本裡的對話。現在回想三十年前我在ICLP時學了很多課本，書裡的句子現在我連一個也想不起來，但是我回想廣播劇課學到的東西，大多數的內容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平常上課前預習課文內容的時候，第一次是爲了瞭解意思，然後要查詞典，之後再看一遍，上課時只討論一次而已，沒有複習的時間。但學習廣播劇時聽磁帶要聽很久，上課時再聽幾次，然後做角色扮演、做結論。這樣一來，一周之內同樣的廣播劇內容至少重複十五次。當時這種教法令我感到厭煩，而從我現在的角度來看，廣播劇的教學法卻是最實用的，因為二十年之後我還記得在廣播劇這堂課所學的內容，但其他課所學的我幾乎都忘了。這樣的現象讓我感到很驚訝，因為我以為我是一個視覺導向的人，只要看過的東西我大部分都會記得，但是聽過的就不一定，但是如今回想起來其實不然。
記者： 離開ICLP多久時間才意識到了這個現象？
莫倫教授： 我老婆是台灣人，在家裡我們只用中文溝通，而且我在跟她交談時我所用的句型都是在廣播劇課中學到的，但是我卻沒有發覺。一直到十年前我才意識到這個現象，一定是因為我們在上課時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做角色扮演，以及上下課時不斷地練習。這樣的學習意外地為我的口語能力奠下了相當好的基礎。
記者：您爲什麽想來台灣？
莫倫教授： 我來台灣的原因是學習中文，在來台灣之前我是比較文學的博士生，我對中文小說現代派後期有興趣，特別是作家王文興，他寫了一本書《家變》，而且在台大教書，作品風格與詹姆斯．喬伊絲很類似。我想提高自己的華語水平以及研究王文興的作品。我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瞭解很少，所以能夠研究這個範圍以及有機會來台灣，對一個有抱負的學者來說，確實是機不可失。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的美國教授也在史丹福中心學過中文。我來史丹福中心之後，幾個老師跟我講過關於我美國教授的一些故事。我無法想像世界上還有其他語言中心的老師教學的經驗與能力能比得上史丹福中心的。當時許多老師教學的經驗時間已經超過我當時的年齡，並且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能力與對教學的熱忱。此外，這裡的教材也是包羅萬象，比方說《水滸傳》、《中國寓言》等等。
記者：關於這些在史丹福中心學過中文的美國教授，能不能具體講一下？
莫倫教授： 我的老師是一位在美國的中西部的大學很有名的中文、藏文教授。他在史丹福的老師，梁老師，告訴我，這位美國教授小時因為非常熱愛中國，所以爲了去中國他在後院挖了個洞（“dig a hole to China”）。
記者： 您在史丹福中心時最大的收穫是什麽？在這裡的學習經驗是如何提高您的漢語水平，或是否改變您對台灣的看法？
莫倫教授：在史丹福中心，關於語言、自律、時間管理，我學到了很多。因為在這裡只能依靠自己，所以能加速自我成長，然而在美國的研究所，博士生會得到教授很多指導、支持，以及得到一貫回饋來知道自己的進步有多少。關於中文，我的發音與聲調很差，馬老師十分嚴格地糾正我的發音，讓我感到很挫折，一度想放棄。聽說現在馬老師在美國教書……
一開始，我以為我應付不來，過了一段時間我瞭解到這是我來台灣所要追求的── 嚴格的老師，接受這個事實之後學習過程變得比較順利，當時有人說，來上馬老師課的學生各種程度都有，但是上過她的課以後，所有的學生都覺得他們自己的中文很差。
記者：我認為您剛才提到的現象是學中文的一個恰當的比喻。學習中文就是令人很謙卑。您同學的背景如何？
莫倫教授： 大部分是博士生。現在和我繼續保持聯絡的是一位美國國務院駐香港的官員、一位惠普公司的高層執行長，以及美國的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兩位資深合夥人，他們倆負責亞洲事務。我認為這些人在史丹福中心的時間對於他們以後的工作是一個關鍵。
記者： 怎麼說呢？
莫倫教授：當時，如果外國人只會說中文但是沒有別的能力，那麼他們一定找不到工作，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一技之長，再加上語言能力與海外經驗，那麼亞洲地區一崛起，這些鳳毛麟角的人就很容易掌握這個機會……
我在台灣待了二十年，離開的時候我身為執行顧問，負責企業發展的業務，爲公司組織培訓計劃，因為我的中文水平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所以我與客戶相處得很融洽。網際網路熱潮時我回國負責資訊科技項目管理以及教英文。
記者：您離開史丹福中心之後，做了些什麽？
莫倫教授：八十年代後，我以自學的方式學習尼泊爾語，由於沒有尼泊爾語中心，所以我運用了很多在史丹福中心學到的方法。我只有兩本尼泊爾語課本和錄音帶，在學尼泊爾語的過程中，我發覺專心地學習一本教材與反覆練習比擁有許多教材而卻無法專精來得有用。
我大多數的客戶熱愛學習英語，他們可能有五本語法課本、五張光碟、《英語中國郵報》、《時代雜誌》等等，他們就像收藏家，雖然有這麼多英語教材但是他們的語言能力還是無法提升。在當時史丹福中心的教學方法是使用比較少的教材，讓學生專心學習，這樣一來，他們比較容易理解透徹教材內容，在台灣大概五年之後，我發現我在專業會話都已很流利。
關於我的工作，我相當喜歡負責培訓，我的培訓方法受到所謂的史丹福中心老師的影響，舉例來說，專業、專心、避免自由談話。這些老師是我生活中最好的之一，他們認為每一堂課需要有一個焦點與目標，世界上一定沒有其他的老師比他們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