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你如果是95%上班族的一員的話，那麼你就必須每天都開車上下班，每個禮拜都得花高達十到十四個鐘頭在通勤時間。大部分的上班族一進車，就打開收音機。每個廣播電台因為早就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影響，所以常常聽到的是某一種貨品或大公司的廣告；在十五分鐘之內，你如果先聽一分鐘的新聞或五分鐘的音樂的話，其他的時間都會是在聽廣告。美國人的新一代為了對付這個現象而培養了機械性轉電台的習慣。我跟我妹妹開車的時候，真佩服她對於廣播電台的了解好像是一本百科全書一樣。但是這種深入的了解都是為了避免把時間浪費於聽廣告，所以我就覺得有一點兒恐怖。可是普通的司機沒有這個習慣，所以聽廣播就會受到一些廣告裡面的順口溜或廣告歌的影響。他們如果聽得太多、太長的話，廣播裡面的標語可能侵入他們的下意識中而造成一種威脅，他們在半路上的時候可能突然想要喝可口可樂或去麥當勞，可是他們卻並不知道他們的那種想要的來源何在。現在已經有很多研究是在進行對這個現象的分析，可是贊助這個研究的正是美國廣告大公司，因此，這些大公司連一點也毫不遲疑地利用這些『洗腦』方法來販賣些貨品。

　　三十年前，台灣的情況雖然有不同的形式，可是在大致上很像美國上面所談到的問題：到處看得到標語，而標語都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提醒人民應該怎麼做。比方說 有了人口問題才會出現像『一個孩子不算少，兩個孩子恰恰好』的標語；又比方說，如果沒有人隨便吐痰，要呼籲人不隨便吐痰的大字在就不會塗在牆上。又比方說， 擔心文化面臨了滅亡的危機，才把紙上的『培養書香的社會』的大標語貼在圖書館和校園的圍牆之上。我在台北溜達的時候還是會看到有人隨便吐痰，也會注意到很多台灣年輕人寧可在網咖玩『魔術世界』，也不會選擇在圖書館讀書，就知道以前的標語不但沒有效果，也浪費了人的稅金以及時間。幸虧由於牆上的標語給清除掉 ，由此可知政府終於明白標語根本沒有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牆上的標語一去除了，這些牆都被麥當勞的廣告覆蓋了。

　　我看報紙的時候，所看到的常常是記者推薦讀者應該多吃什麼、少吃什麼、多做什麼、少做什麼，因為所有的記者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以某一種『新鮮的研究』用來證明他的意見。看到這類『報告』，我心裡就產生了深沈的悲哀，因為我現在了解廣告跟標語氾濫的情形變成了我們現代人的一種憂患。廣告跟標語都會告訴你應該怎麼做，尤其是那些有潛移默化功能的廣告，不讓人有自己思索的餘地。我所擔心的是這個『不讓人加以思索』的現象好像已經傳染到了我們生活的各方面。話說回來，大部分的人馬上就會相信那些報告的原因，僅僅是因為這些報告看起來有『科學味道』罷了；這些『毫無疑問』的信徒，就好像一個完全依靠父母親的介紹來了解四面八方的孩子一樣，可是我們並不是小孩子，所以這個情況很荒謬。讀報時，我們應該要問：研究者到底是誰？新聞常常只告訴我們他的名字而已。雖然可能有某一種科學委員會會對那位科學家加以鑑定，可是我們外行人根本不可能認識這些委員會裡的人員。我們好像把『考量』或『研究』的責任全都推給那些陌生人，並且同時也忘記怎麼用自己的腦袋了。

　　那些大公司去發展洗腦的計謀是可恥，但是更可恥的是一般民眾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被大公司洗腦。大陸跟台灣的教育界注重的是訊息的死記硬背，可是學生大概沒有機會說出他們的意見；我們越過太平洋來看，美國的學生跟人民在這一方面的成績也不太高；美國的科學界雖然以研究為基礎，可是研究完成了之後，會去考察研究成果的人非常少，甚至沒有。美國的一些團體跟知識分子雖然一再請求人民要把眼睛睜開、為自己做研究，可是好像沒有效果。可見，美國人雖然可以說他們的好處是擁有創造性的思想，可是他們還是缺法思想上的自由。

        怎麼樣才能擁有『思想上的自由』呢？孔子也曾經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如果我們『學』別人的研究，卻不自己加以思想，我們就無法自由，而只能受別人的影響跟限制。我說，要想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人，就應以為自己做研究為主要的責任，並且以考驗別人的研究或說法為最重要的任務以及建立『書香社會』 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