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滿清政府對佛教、道教的政策，大概的印象是大度量的容忍，甚至於在清朝政府下宗教制度的特徵由一些中國歷史專家稱為「宗教的自由市場」。雖然清朝政府對經濟的政策也表現所謂的「自由市場」的特徵，其實不然，既然滿清政府的領袖都沒有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理論的意識，所以他們並沒以自由市場的概念打下政策的基礎，反之，他們對宗教的限制又嚴格又僵硬。

　　跟經濟政策很相似，若是滿清政府認為民眾的謀行事對政治制度有正面或是中性的影響，就展示容忍，不過，假使民眾的某個宗教行事似乎威脅治安，政府就積極地消滅民眾任何的信封。比方說，1768年，在中國江南，浮現了一則謠言，大致地說，惡的巫師以收集男人的辮子是為了偷他們的靈魂。乾隆皇帝之所以親自處理這項案子，是因為平民的恐懼，雖然算是憑空的迷信，明顯地威脅治安的緣故，於是乾隆皇帝就著鎮壓所嚇人的迷信；嘉義摧毀兩家謠傳開始的寺廟，明確地展示寺廟許可的教義有限制。

　　最大恐懼是，政府不及時地鎮壓危險宗教，就恐怕引起叛亂，例如白蓮教起義義之所以爆發，一個因素是起義的領導人以宗教與迷信為控制土地反對滿清政府，換一句話說，白蓮教的徒弟都禮拜彌勒佛大佛，信奉如果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就會在中國實現彌勒佛的淨土。因此鎮壓起義的時候，政府同時鎮壓白蓮教的教義。汲取像白蓮教等起義的模範，政府認為宗教跟政治是分不開的。

　　在這樣的宗教情形下，西方的宗教來到了中國。從明朝時代到乾隆皇帝時代為止，中國唯一的傳導者都在於宮廷，因為藉他們的科技技術來算日曆，所以由政府任令使改變信仰，可是因為大致地沒有甚麼成功，所以政府不必禁止西方的宗教。反之，十九世紀的傳導者設法以後，與其使宮廷或貴族改變信仰，不如對貧窮的平民加以說服。這樣的做法過於有威脅性，於是道光皇帝有一天決定禁止外國人跟平民談宗教，可是鴉片戰爭結束之後，外國政府都使滿清政府批准外國傳導者的活動。不幸，二十年以後，政府的恐懼受到肯定，採用基督教的太平起義爆發了，幾乎摧毀了清朝。可是，到清朝末年時期，中國政府已經失去了控制宗教的權力，從西方輸入來的信仰和主義一年比一年多，也可以說國家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社會當中跟宗教佔一樣重要的位置，民眾的信仰跟抗議的趨勢仍然是不能分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