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者不願意說他們的作品為誰而寫，甚至於有不少文學家根本拒絕為一群特別的讀者寫書。根據他們的解釋，這個理想的對象一旦出現在他們的腦海裡，就必然將影響創造的過程。作者在不知不覺中，會因讀者的要求而扭曲情節自然的發展與人物的行為，使作者失去作品的控制權。換句話說，在創作的過程中，讀者的存在限制了作者自由書寫的空間。反過來說，某些作者抱著相反的態度，非為一個單純身份，年齡，國籍，愛好和審美觀確定的讀者寫他們的故事不可。在這種作家心目中，寫書猶如進行對話一般，讀者是作者重要的對象，前者有積極表示反應的權利，後者有預測讀者反應的責任。毫無疑問的，龍應台女士屬於上面所描述的兩種文學工作者中的第二種。從最早的作品開始，她的風格特色在於對話性的思考，以討論方式進行分析同時致力於直接訴之於讀者的理性和感情的說服過程。她之前出版的散文和文章都是這樣，最近公開而且在台灣已經成了暢銷書的“大江大海”一本書更是這樣。

　　對龍女士而言“大江大海”的理想讀者不是抽象的，不是在一家書店裡翻閱的一群匿名的人，而是她生活中最熟悉的，最親愛的兒子飛力普。一九八九年出生於法蘭克福，在德國長大，受歐洲教育的他，對母親的家庭背景，即使有濃厚的興趣，也缺乏具體的認識和深刻的瞭解。不過，這個天真無邪的，對中國和臺灣的現代歷史幾乎一無所知的年輕人在寫“大江大海”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他的問題、猶疑和偶爾提出的抗議為龍女士提供無價的啓發。她看得非常清楚，兒子跟她自己這一代的人並不一樣，不將前輩的經驗，祖先所受到的痛苦和快樂視為屬於過去，最好忘掉的枯燥無味的老人故事。反之，他心甘情願地請他的母親把祖父母的故事一一地說給他聽，這讓龍女士受寵若驚。

　　在祖父母的生活裡，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歷史記憶都不如一九四九年重要。這一年，應美君，飛力普的外婆，對自己的母親和家鄉沒多看兩眼，帶著嗷嗷待哺的嬰兒加入了成千上萬的難民潮。離鄉背井的時候，她做夢也沒想到，淳安這個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古老城市，十年以後，將隨著共產政府所推行的水壩而全部消失在水面之下。更無法想像的是她當年跟兒子暫時的別離會變成一輩子的分離。同一年，龍槐生，飛力普的外公，因為兵荒馬亂只能跟親愛的母親在月臺上簡短而快速地告辭，母子倆人就這樣訣別。

　　看完幾章以後，讀者也許會以為龍女士的書跟最近在歐洲流行的家庭年誌相似，目的是為了描述個人的家庭歷史。但是漸漸地作者的另一個念頭越來越清楚地浮現。我們發現龍女士以六十年以前，輾轉流離的時代為主軸或者說得確切一點，以當時一個生命經驗剛要開始的年輕人為主描述一個年代的巨變。由此可見，飛力普的角色除了是積極的討論對象以外，也有消極的層面，他好像只能沉默地聆聽一九四零年代，十七八歲的人如何面對殘酷，混亂而完全不可思議的現實。他們的命運各不相同。有些隨著父母或老師們離開了故鄉，爲了逃難，翻山越嶺，最後或許流落到高雄的碼頭，進入香港的難民營或被捕後滯留於在越南的俘虜營裡，然而他們都在異鄉設法找到一個避風遮雨的落腳處和生命的出路。有些早就跟家人作別，因心裡充滿著愛國的熱情而從軍抗日去。從一九三七年起這些年輕士兵，在槍林彈雨中受苦，受難，打了無數血腥的戰役，在戰場上失去了不少出生入死的戰友。這些戰友當中也有一般的農人，因被軍隊的大機器利誘或裹脅而報名從軍，尚未受到基本訓練就直接被送上前線。死的死，傷的傷，誰也沒想到國共內戰爆發之後，國軍和解放軍在祖國的土地上又開始以砲火互轟，以刺刀肉搏。

　　而龍女士在故事快結束之前，加了一篇關於飛力普未來的短章。這個好像天真無邪的，生活經驗貧乏的年輕人，接到德國軍隊所寄來的徵兵令之後，就毅然決然把德國憲法裡頭保證拒服兵役的權利當申請服替代役的法律基礎。根據他對母親的解釋，就對國家和社會盡應有的義務而言，當兵不如在某些未發達國家當義工來得有價值。龍女士所描述的內戰士兵的年齡跟現在二十歲的飛力普差不多，但是在意識方面他們以截然不同的態度面對周圍的情況。兒子有理性有公德的抉擇讓龍女士對將來像一九四九年的悲劇不再發生這個信念充滿了希望。

　　這本書以看似書寫、追憶父母不可言說的過去為開頭，引讀者穿越歷史到了一九四九，在那年的滾滾洪流裡，讓讀者與數百萬個亡魂共同見證歷史的無奈和個人的茫然，而最終以與亡魂同年齡的飛力普之見解作結，說明了個人意志足以左右歷史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