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6日，ICLP很榮幸邀請到英國劍橋大學近現代日本史教授暨本所校友顧若鵬（Barak Kushner）先生發表一場以《戰後的日本帝國解體及戰犯審判》為題的演講。此次演講之重點有二：其一是描述戰後「過渡時期」，其二是具體說明同盟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三者如何在亞洲進行B/C級戰犯審判。

顧若鵬教授的演講取材自他所撰寫名為《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哈佛大學出版社，2015）》一書。何謂「中國的正義」呢？與一般「正義」之差異何在？書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想要探討以歐洲法律傳統為依據的「國際法」與中國法律之間的矛盾。站在中國的立場，被國際社會所認可的「正義」與戰犯審判之「利用」為何？他的論點之一就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透過國際法以及戰犯審判，進而試圖確立政治上的正當性。十九世紀的歷史足以反映出國際法為歐洲國家用來剝削中國的工具之一，然而二戰結束之後，中國—包括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戰犯審判的方法卻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顧若鵬教授進一步闡述，在日本帝國解體或東亞非殖民化的過程當中，中國產生了亞洲特色的正義概念以及新的國家集體記憶。

顧若鵬教授首先以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帝國邊緣」概念來強調 「區域」(regional)或「跨越國境」(transnational)歷史之重要性。所謂「跨越國境歷史」之目標在於將歷史研究範圍擴大，也在於擺脫「國史」(national history)之束縛。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由於當時日本並非一個國家，而是殖民帝國，因此當時亞洲的身分定義、語言、國家之間的界線都沒有現在清楚。換言之，歷史學家非超越國史之限制不可，不然無法徹底理解二戰後之亞洲。

顧若鵬教授亦指出，西方學者對戰後東亞的了解是以美國視角為中心的，並且在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的陰影籠罩之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互動與戰後關係被刻意忽略。如果想要徹底的探討二戰後的亞洲法制史，先必須了解當時的政治情勢。

顧若鵬教授強調，與其說和平是由於日本投降而自然產生的結果，還不如說戰後時期是一種「過渡時期」。縱使日本正式投降，然而當日本投降時，在中國仍然有不少的日本軍人，而且日本軍隊並未敗於中國軍隊，這使得戰後情況極不穩定。由於日本帝國解體，因此東亞存在著一種權力真空，而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同盟國都爭鬥權利。在這種情形之下，進行戰犯審判是一種維護權威的方法。

顧若鵬教授也介紹了日本戰後對於戰爭與戰犯審判的集體記憶。他以1950年代電影的「我想成為貝殼」（日：私は貝になりたい，英：I Want to be a Shellfish）及一些日本的紀念場所為例來說明，日本民眾在戰爭結束後才短短十年之內，已經開始想像自己為受害者。這些在日本流行的書、雜誌、電影等虛構的文化產品皆將戰犯審判看成是不公平的待遇。

在共產黨所進行的戰犯審判裡，最重要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讓日本軍人詳細地把自己的經驗記錄下來，為的是讓世人看到日本軍人對中國人所犯下的暴行，也要讓世人看到共產黨對於日本戰犯的異常寬宏態度；二是慢慢地使日本軍人意識到自己的罪惡而深刻反省。這可以說是一種「再教育」的方法，就是讓日本的「鬼子」轉變成「人」，由此可見共產黨的目的並非定罪而後處決。

然而共產黨進行審判的方法毫無疑問是一種在國際舞台上的「表演」，目的在於獲得國際支持，這與1949年之後亞洲政治情況有密切的關係，同時也證明了抽象的「國際法」或是「正義」概念並非審判之唯一依據。審判亦不僅僅是「國內」事務而已，亦涉及地緣政治及其他具體問題，尤其是共產政府如何適應冷戰初期的亞洲形勢。然而因為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與政治有關的因素，自60年代起，中國對於日本的態度完全轉變，甚至於一些參與過日本戰犯審判的法官遭受共產黨的迫害，原因在於他們對戰犯「過於寬容」。

最近的新聞足以反映，戰犯與正義這個議題仍然富有意義。波士尼亞戰爭 結束二十多年之後，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戰犯法庭於2017年11月22日宣判，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有10項罪名成立，包括種族滅絕罪行與反人道罪等，因而判處終身監禁，但這又能否算是「正義的伸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