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生活裡其他關鍵事件一般，我開始學中文的根本決定是由一部電影激起的。我在Netflix上遇到了一部叫《任逍遙》的片子。賈樟柯導演的拍攝手法讓我覺醒到新奇卻又熟悉的世界 ——對生活又疏遠又不滿的年輕人，如何掙扎著將每天的生活和每天看到的更有意思的美國電視影像分開來。

事實上，根據專門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電影和文學的文化評論家周蕾教授的分析，中國電影文化的起源就在於這類「覺醒」的事件。她提到我們ICLP學生都敬愛的作家魯迅所寫的一段經典——《吶喊》這本小說集的〈自序〉，並指出魯迅在文中描寫鼓舞自己成為作家的特定事件。在日本學習醫學之際，魯迅看到了一張照片，他說照片上的中國人冷漠地瞪著要被砍頭的同伴，表情都是都無動於衷。這張照片讓他覺醒到，中國人並不受困於身體的疾病，當務之急是治療中國人的精神。從此以後，他決定放棄醫生職務，轉而追求針對治療中國人精神的職務——文藝。對周蕾而言，這個故事非但顯示電影方式的強烈影響力，而且標誌著中國電影文化及中國現代社會的起源。

作為電影的老學生和魯迅的新學生，我想以周教授的理論為起點，來粗略地思考這個電影的強大力量如何影響到魯迅的寫作技巧，我們能否從他的作品裡看出電影的影子。在我自己眼中，魯迅了不起的就是他對生活裡這所謂的「覺醒」時刻的敘述能力，而這類時刻未必總是正面。拿《祝福》這個小說為例；這個作品講述兩度失去丈夫和一個兒子的女工祥林嫂，由於她過去不幸的遭遇違反了儒家文化的貞潔觀念，所以雇主不讓她準備過年拜拜的祭品。有一天她去廟裡拜拜，以便淨化她不「貞潔」的背景，因此拜拜以後，讓她樂觀無比，好像她的精神恢復正常了。又過了幾天，她想幫助雇主準備祭品，可是雇主慌忙地大聲說：「你放著吧！」魯迅敘述「她……臉色變作灰黑，……失神地站著。……第二天，連精神也更不濟了。」祥林嫂最後覺醒到她無法改變的現實。魯迅就是透過描寫表情的轉變來反映這個「覺醒」的時刻。

透過電影方式敘述故事，這類「覺醒」的時刻最能代表周蕾所主張的電影的獨特力量。在螢幕上看到人物最後意識到某一種情況，改變表情，這類場景就是觀眾期待的，就是一部電影意義告終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