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P校友，現任教於Goucher大學的戴維理教授 (Dr. Evan N. Dawley)，四月五日返校以臺灣日治時期的歷史為題發表演講。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臺灣處於社會轉型之重要關頭，這與當時殖民台灣的日本有很深的關係。西洋破門而入之後，日本如夢初醒，即為使國家富強而發起明治維新，以影響深遠的改革陶冶朝「現代化」邁進的公民。在日本官員來台治理之際，他們亦帶來改造台灣社會的精神，並且針對臺灣民間的所謂「陋俗」，引導人民移風易俗。對於這種侵入私生活的改革，臺灣人民的反應如何？人民如何適應，如何抗拒？抵抗的餘地有多廣？「日治」如何孕育「臺灣人」之日本認同？當時「敵國」之稱可適用於「帝國」嗎？戴教授的研究便是從這些難以提出明確回答的問題出發。

據戴教授申述的論點，雖日治時期台灣始終不曾出現如韓國三一運動或中國的五四運動這類全面的群眾反抗運動，但這並不表示絕大多數的臺灣人僅安於現狀而甘心屈服順從。相反地，臺灣上層社會與日本殖民者「通敵」卻可當作他們對殖民者的「抗議」。原因在於，必須應付人民反抗殖民統治之挑戰的日本官員需要臺灣權貴從中調和。由於必須依靠權貴的社會勢力，日本官員就任由其有相當獨立的行動空間。有些權貴就趁此合作關係緩衝違背民意的政策，並緩和某項政策的負面影響。

戴教授的研究將基隆當作經典案例，從此微觀角度分析出其論點。基隆為當代臺灣第三大城市及首要港口，且為進行「現代化」改革實驗的集中地，因而可謂探討社會改革及其影響之學者的最佳研究基地。在基隆權貴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便是許梓桑(Xu Zisang, 1875-1945)。他博學多聞且社會勢力範圍亦甚為廣泛，因此，成為日治時期政府不可或缺的士紳之一，而身居各種要職。該城市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首要組織皆是由他成立的。譬如，許梓桑率領的教育與慈善機構，基隆同風會(Keelung CAA)，帶頭改革不合理的民間喪禮與婚姻舊俗，如歧視婦女的聘禮及裹足傳統。

對改革者而言，改革旨在造福社會，使人民能夠享受經濟發展及現代化之利，然而，人民對其效益的評估則見仁見智，在民間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上，尤其如此。自三十年代起，日本在其殖民地發動強制同化的「皇民化」運動給從中調和的改革者又加了一層困難，甚至近乎分裂了CAA會員。一九三七年，CAA促使人民放棄為亡靈燒金銀紙的習俗引起了群眾抵制，而導致衝突到達臨界點。CAA內訌非但呈現人民可在宗教的掩護下拒絕從命，還凸顯群眾集體的抗日行之有效。

由於資料的缺失或時間的隔閡，歷史學家無法洞悉歷史人物的胸臆或絕對的真情。譬如，ICLP學生向戴教授發問，為何他認為CAA改革的失敗可歸咎於權貴故意地「抗議」，而不歸咎於其政策的無效性？戴教授的回答，我想許多從事歷史研究人的會理解。他的論點是經過搜集無數的檔案及仔細的分析而歸納出來的。歷史學術領域對同一個事件的視角之所以豐富多彩，是因為如關於認同感、目的、因果關係等方面的問題皆難以明確回答，因此學者的闡釋可不一。介紹內容之餘，戴教授的演講與問答顯示歷史學家分析過程的挑戰與我們這一領域集體處於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