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號，古巴的強人卡斯楚去世了。雖然他已經下台數年，把統治的權利轉移給他的胞弟，但是這條消息在全世界還引起了不同的反應。美國準總統川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歡慶，將卡斯楚視為一位殘暴的獨裁者，說他希望古巴的民眾能夠把歷史翻向新的一頁。相反地，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讚揚了卡斯楚，稱他「了不起」、永遠突破現狀，重視他的「革命精神」。古巴人的反應也好壞懸殊。在美國邁阿密的小哈瓦那，數百名古巴難民在街頭上慶祝，街區洋溢著一片歡欣鼓舞的氣氛。但是在古巴的首都----真正的哈瓦那，很多人民傷悼著他們的領袖，在街頭上流下了眼淚。

       毫無疑問地，卡斯楚對於古巴歷史的影響是無人可以比擬的，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很有爭議性。在一方面，他推翻了獨斷、殘酷的巴蒂斯塔，改進了古巴的醫療制度，並且反抗了美國的帝國主義。在國際事務上，他使古巴從扶不起的阿斗轉變成一個發揮重要作用的島國，並且為南非和鄰國的民主革命雪中送炭，提供軍事的支援。然而，在此成就的背後卻隱藏著一些為國際社會所不容的行為。他隨意違反人權，透過拷問而監禁了無數的異議份子，壓制了古巴的民主化，壟斷了 權利，況且用了蘇聯的核武器來威脅世界和平。那麼，我們該用何種標準來評價如此複雜的歷史人物？他的功是否大於過呢？

       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這是個經常遇到的問題，不限於卡斯楚。舉例來說，該如何評價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和他在天安門事件上所下令進行的鎮壓行動？該如何評價蔣介石對台灣的貢獻和他造成的白色恐怖？在學術界，這個問題引起了很大辯論，仍然沒公認正確的答案。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缺乏一個合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功過。這就是因為我們不能用數量來表示一個行動的影響。 每次一個國家的元首做出決定，所產生的短期或長期的成果和後果是無數的。再說，因為我們不能精確地預測反事實行動的影響，我們就不能確定地說領袖所做出的選擇是否是最佳的。

       這涉及到西方哲學中最有名的衝突之一，即功利主義與義務論之間的優劣。這兩個思想是西方世界最受歡迎的道德觀念。功利主義的重點就是上述的道理：你做任何行動之前，必須選擇那個能為社會創造最多效益的行動。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提出的義務論則主張一些規則，遵守這些規則才符合道德標準。舉例來說，他所主張的規則之一就是別說謊話。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遵守該規則會產生問題，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是使社會有秩序，有道德的 必由之路。

        我認為我們可以利用義務論的道理來評價歷史上的人物。領袖也有一些不可違反的為人的規則，不遵守就意味著不道德。我估計我們都能同意，此規則應該包括:不能拷問民眾、不能殘酷地對待政敵、不能隨意濫用人權等等。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卡斯楚，我們畢竟能說，卡斯楚是壞的領導人。該評價當然不意味著我們要忽視他對古巴的貢獻，而是意味著，整體看來，卡斯楚的過大於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