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P邀請IUP前所長杜爾文教授及淩志韞教授三月七日來給全所師生演講。雖然杜教授因感冒而無法出席，大家沒有機會見到杜教授本人，但淩教授的演講精彩生動，聽眾都滿載而歸。淩教授演講的題目是『IUP所留給ICLP的寶貴資產--從我的經驗談起』。淩教授在447教室的前面演講時，她背後的PPT播的是IUP時代，包括學生和老師們一起去校外教學的一些舊照片，在這些照片裏頭，每位聽眾不但能看到前所長杜爾文教授、淩志韞教授，他們也能找到又漂亮又年輕的老師們，像陳立元，周長楨，和范美媛等。從這個照片可以看出來IUP在臺大變成ICLP以後，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改變，連學生休息室的一些家具都沒有換新的。這個現象足以反應出從IUP ICLP得到了很寶貴的資產。這個IUP傳給ICLP的資產到底是什麼呢？為了了解淩志韞教授演講的精華，我想理解淩志韞教授認為對外漢語的目的是什麼是很重要的。她舉個比喻來說明，在Seaworld的一些教練經常跟海豚和鯨魚游泳，雖然他們本身不是這類的動物，可是他們已經被這些動物接受了，而且海豚和鯨魚願意跟他們游泳和互動。對外漢語教育本身不是為了讓外國學生變成中國人，而在於讓學生理解中國和給學生跟中國人溝通的門徑。在她的職業中，淩志韞教授在Oberlin大學教了很多年，而且從1994-1997是IUP的所長，她也修改或編了一些我們現在還用的課本，比如：《新選廣播劇》、《廣播劇選集》、《台灣社會短文集》、《從精讀到泛讀》等。

        淩志韞教授特別提出在IUP離開臺大的過程當中，大約從1994到1997年，她特別擔心IUP的未來，尤其是老師們在那裏繼續工作的可能性。在那個時期，先是全臺灣的政治觀念的迅速改變，其次是臺灣大學本身的發展，由於這兩個主要因素，IUP發現他們不會繼續留在臺大。1994年陳水扁擔任臺北市長後，民眾開始抱著反美的情緒。淩志韞教授記得當時有人在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 （AIT）的建築外進行示威抗議。她說：「因為有人扔雞蛋，當時的AIT主任Doug Spellman，就在門外放了垃圾桶，說：『雞蛋不要丟我們的建築，請你們直接放進垃圾桶就可以了。』」淩志韞教授擔任IUP的所長那一年也發現，臺大的領導因為IUP免費使用他們的場地而抱怨。臺大認為因為連他們自己的教授都沒有足夠的辦公室，而IUP繼續免費使用臺大的設備是不公平的。淩志韞教授先跟臺大的管理階層進行談判，希望能簽定一個三年的合約，可是她後來發現還是需要找到另外一所能接受IUP的大學。她先試著找其他臺北的大學，可是她很快就感到失望：「我後來發現，如果臺大不要接受我們，其他大學也不會願意領養我們這個孤兒。」最後她在北京的清華大學成立了現在的IUP。

        淩志韞教授讚美ICLP的管理能夠保護IUP的優點，尤其是教學法。這個教學法的核心是嚴格的規定，譬如上課的時候學生不能看書，為了透過學生的能力讓課本的內容變成他們自己的知識，學生必須預先備課。單班課的方式也有助於學生的語言發展，因為學生需要將課本所學的應用在不同的情況之下，然後才能消化和掌握內容。淩志韞教授也讚美ICLP在後IUP時代所做的一些改善，比方說ICLP現在比較國際化，成立了電子報，而且成立了老師培訓班。這些改變不但堅實全球的對外漢語教育，也確保臺灣繼續不斷地提供最高等的漢語教育。最後，淩志韞教授表示，她原來要建立一個能結合北京的IUP和台北的ICLP的機制，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成功，因而對此感到失望。其實，也許這個機制已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因為現在有很多學生要體驗海峽兩岸的不同生活、學習環境，而在都各自這兩所學校待了一段時間。

        淩志韞教授出生於中國大陸，住過香港和臺灣。她父親是臺灣外交部的官員，被派到華盛頓當文化參事。由於淩教授是在美國長大的，她表示對自己的學生有親切感，「我的中文實際上沒那麼好，所以我比較能了解美國學生的困難。」她認為要冒險學中文的有兩種學生。大部分外國學生要學中文是為了做生意，或因為他們對國際關係有興趣。根據這類學生的觀點，中文是需要的工具。這些學生學到某一個程度之後，除非他們愛上中文就很難進步。還有另外一類，「他們不能說明自己為什麼要繼續學中文，或學中文到底有什麼好處。雖然他們有點傻，但他們愛上中文了。」由於學中文不是一兩年能做完的，要持之以恆地努力，這一類的學生就比較有希望達到很高的水平。也許淩志韞教授和IUP傳遞給ICLP最寶貴的資產不是教材和教學法，而是一個更深奧的禮物。她表示通過學習漢語，學生能夠「改變他們的命運，經過他們的命運能改造社會，有很多過去的學生真的是因為他們在IUP待過，他們的前途就有所改變，他們的中文達到很高的水平，也能夠真正了解中國的思想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