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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頁)
有一派明朝官員主張攻打莫朝，另一派反對如此勞民傷財。明朝嘉靖皇帝贊成前者，並且一再罷免主張反戰的官員，經過了四年的爭論，結果鎮守邊界的中國官員自己跟莫登庸進行談判，促使他來到鎮南關的中國國土上表演投降之戲，因此，中國想要攻打越南的理由一下子都消失了。在演講剛開始的時候，我之所以說這事件只是政治上的遊戲，原因就在於此。
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古代中國對外國始終抱著一種輕視的態度，而以文明教化為其外交的使命。所謂的文明教化使命包括什麼？對我來說，它的意義即是在風俗、語言、道德跟教育方面讓外國人更加中國化。問題是，中國的傳統教育訓練學生參加科舉，所以教育當然跟政治制度有關係，學生不只是學哲學跟歷史，也得學習如何在朝廷當官。中國官員發現，在教育和政治方面，當時的越南相當接近中國，他們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觀也跟中國的很相似。在黎朝之前，越南的貴族跟中國人一樣學中文、歷史與哲學，但是從15世紀中葉起，他們的考試強調理學內容，反而降低了佛教經典的重要性，越南政府也以洪武皇帝的政績為施政的榜樣。莫朝在語言、教育和政治方面也跟中國很相似。如果我們拿教化的標準來判斷，就應該說莫朝的理學化算是成功的。
但是實際上，中國人不知道怎麼對待理學化了的莫朝才好。在他們看來，這甚至是一種冒犯或者是背叛。這跟我們所認為的古代中國想讓鄰近的小國更加中國化的情況正好相反，也就是說，這個現象確實讓中國人不舒服。下面有三個例子可以看出其矛盾之處：
一、在1537年，有一位雲南官員通知朝廷他抓到了一些越南間諜；他們身上帶有莫登庸對越南民眾宣佈成立新朝的“大誥”。莫登庸的“大誥” 格式是模仿洪武皇帝的。嘉靖皇帝一得到這個消息，就認定莫登庸的行為是背叛，因為對嘉靖來說，這篇大誥代表莫登庸認為他跟洪武的地位是相等的。(註六)
二、在安南來威圖冊這一本書裡寫到，莫登庸到鎮南關向中國投降的時候，越南隨從要借中國的科舉課本，但是中國官員不借給他。原因是他不想讓安南人窺伺中國朝廷的計畫或者模仿中國的考試方式。他們也認為那本科舉課本的文體也寫得不夠正式，可能會讓外國人因此而看輕中國。(註七)
三、按照李文鳳寫的越嶠書來看，當明世宗收到莫登庸的降表時，他不相信外國人能夠寫那麼標準的中文，而懷疑是自己的官員偽造的。他把降表給禮部跟兵部看，讓他們檢查印璽到底是不是安南國王的。(註八)
前兩個例子跟政治地位有關，即中國教育跟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知，越南人不只學習中國文化，也模仿中國的政治制度，雖然中國人會批評南方的小國不夠文明，需要漢化，但是如果這些小國真的採用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朝廷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威脅。這是中越關係極大的矛盾。第三個例子則跟語言有關。雖然中國統治越南1000多年，他們對越南的了解仍嫌不足。關於這一點，我想用四夷館來舉例說明。
(註七) “ 嘗聞公之典納方也雖一銖一縷不容假錯借私附予嘗奉檄查盤質公府庫所貯夷使私帶試錄時義亦办架閤不少貸何也公曰穿鑿經旨破碎文體苟不嚴之益易朝廷取材之制而朝謨可窺矣觀嚴夷使于其歸而嚴于其來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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