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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中國文學之前途
顧永光/Joern Grundmann (德)
「走出二十世紀」、「回歸文學的自性」乃是高行健和劉再復對談時所提出的主張。兩位先生曾於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當代文學之對談，可惜的是兩者的意見頗相似，使對談的內容遜色不少。為了進一步分析此題目及評述高、劉二人的觀點，我想以白先勇和德國波昂大學漢學系系主任顧彬教授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觀點與之對比。
首先讓我們綜合說明高先生的立場為何。「走出二十世紀」之呼籲對作者個人而言，應該是『作為「個人之我」而非「宇宙之我」』，按照他的觀察，二十世紀「無孔不入」的政治「瀰漫」了一切，文學亦不例外。文學若涉及政治，就他的意見來說，等於違背了文學的本性；他認為文學古今皆與政治無關，這一點卻站不住腳。從中國的文學傳統來看，其中關於「詩經」之研究，就足以證明自遠古起，兩者已存在著極深的關係；以大、小雅為例，此類詩有兩種：一者為由上化下之詩，二者為由下刺上之詩，可見當時之文人亦有處於在野立場的人士。高行健所攻擊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不知有在野之觀點而僅僅以合作關係為限，以我之見，該見解並不合乎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現況，反而是一種針對未開放時期所做的評述。
二十世紀中葉，當時中共的確不允許有在野人士意見的存在，並要求知識份子參加共產黨的政府「機制」，為政府宣揚其意識形態，用以感化人民。高行建把該情況放到更高的層次來談，他表示意識形態也好，政治的正確性也好，皆是「今是而『明非』」，因而只要文學進入政治界，加入政治主流派或推銷其意識形態，勢必會犧牲其本性；其所謂的本性，大致而言即是獨立思考之自由和自在。從某些方面視之，高先生卻也指出當代文學能如何良好的進展，及如何成為文學創作的開端；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高行健的想法仍停留在文革時期。何以見得？他所謂的「脫離政治」，指的是徹底的退出政治界，換句話說，他所想脫離的，不僅是政治主流派，也是在野的立場。在文革對知識界加以羈絆的情況之下，知識份子真的只有扯起逃亡的旗幟、回歸個人一途；不過開放以後，該主張已不合乎知識份子所應扮演的角色之要求，甚至違背了其所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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