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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國的國際準則在實踐的過程中不見得完全順利。每個大國都有外交戰略的思想框架，中國也不例外。和諧世界是中國的思想框架，然而也是它對外交政策的美化。中國支持雙贏和談判，但是它也要有利可圖，別的國家也不會說它們的政策是我贏你輸，我說了算。
第三，「上合」在結構上模糊的獨特性指出它背後的所謂新的國際關係價值是極其複雜的和難以解釋的。由於「上合」像早期的東盟，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到中國在參與國際組織的過程中會吸取它們的價值觀。這表現出中國在崛起時，有被已存在的合作模式和準則社會化的可能性。但是也可以說，「上合」尚未像現在的東盟如此機構化。雖然「上合」和歐盟仍然於支持聯合國、重視共識以及排斥訴諸武力等等價值上有共同之處，而「上合」在支持權威政府的問題上不僅與西方的準則有區別，也跟東盟的區別越來越大。上海合作組織重視談判、共識以及不針對他國，不過在全球化時代的非意識形態競爭的情況之下，就像Evan Madeiros說的，這樣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向很多亞洲外交政策的反射。因此我認為和諧世界雖然有它的獨到之處，但是不能說與已經存在的國際準則有基本上的分別，中國人在看國際關係時不會因為什麼歷史或者文化背景而有完全獨特的看法。中國現在要尋找一個新的國際關係理論學的模式已經是一個有意義的現象，然而和諧世界不是萬靈藥，也尚未受到其他地區在國際組織方面的認同。
最後，我想說一下我前面提到的對國際關係理論學有何意義。和諧世界與上海合作組織表現出維持現狀國家身份和軟平衡這兩個理論學的概念的矛盾性。中國在締造「上合」的過程中想要提出多極世界的起點基石，但是「上合」並不會積極地推翻世界格局，更不會挑戰美國。因此，應該不是現狀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尺度的問題，但是如何能夠科學地預估一個國家對現狀的滿意度非常難。也可以問，應不應該從一個國家如何改變世界而不是它對世界的滿意度有多大的角度來衡量它的現狀身份？「上合」也提醒我們，從國際準則方面來判斷維持現狀的身份是非常困難的。原因在於國際準則非常動態。聯合國的國際準則和西方的一些新潮流國際準則不見得一樣，比如R2P。況且，美國在很多國際準則方面非常獨特，因此可以說美國不安於現狀，但是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也是現狀的一部分。顯而易見，從國際準則方面研究現狀是極其棘手的。我們也需要注意是不是現狀有兩種學習方式。第一個是政策方面的，問的是現狀是對還是不對，是否是主觀的判斷，第二個是學術方面的，問的是如何研究和意義何在。
可以說「上合」是最典型的軟平衡組織，因為它用非軍事工具推遲、阻撓和間接危害美國利益。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上合」不限於反美活動，而且它很多利益與美國非常相似，尤其是在反恐、反毒和經濟上。就像中國不該把美國在亞洲所有的行為都看成維持霸權或牽制中國的陰謀，美國也不該把「上合」當成戰略性的挑戰。因而軟平衡不可能解釋「上合」的一切行為。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和諧世界有老的成分，也有新的成分，老的學術界的概念不能直接扣在中國身上而先需要調整和思考。我想這樣的學術界的挑戰不是因為中國才有的，而是全球化時代下所引起的情況。
(本文作者以2004-2005於ICLP就讀，現為富布賴特獎金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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